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

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出现时，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其中起居注史官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国家大政及政务得失。

夏代，国家机构中已设置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

《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细致、明确。

汉承秦制，至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其子司马迁继任。迁卒，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大变化。汉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宫中置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 《禁中起居注》；东汉因之。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很大关系。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

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著作郎，隶属中书。

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著作郎人，隶属秘书。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

隋炀帝时，以著作如外史，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内史。

唐代，正式设立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因代而异，而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

对于史官的君举必书，事实上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所以君举必书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时，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古代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尤其是司马迁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

帝王和史官，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代已有，称为“内史”。历代而不衰，皇帝皆无权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唐太宗李世民打破，此后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

鲁迅先生曾说，自太史公以后“中国史书便成为帝王将相的家史学”，当然这句话有些偏颇，但至少说明了一点：自太史公后，史官们在史书中的记载内容开始忌讳本朝君王。而史官真正的责任便是“刚直不阿”，无所畏惧，记录历史的一点一滴。从而也就有了坊间的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