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卢书记摊上事了，他的顶头上司王副主任把他给坑了一把。

这本来是一个挺简单的事，估计两位当事人也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一个简单的“打招呼”后果很严重，两位“芝麻官”付出了代价，当然，对于最终的处理结果，有人认为“太轻了”，有人认为“小题大做”替卢书记喊冤，还有人认为“本来就不该登记身份证号码”。

其实，这件在平时看起来很“司空见惯”的“打招呼”行为之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时也引起了大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其实质并非是“该不该登记身份证号”，而是公众对一种长期存在的，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固疾——“特权思想”的严重不满的发泄。

在中国，特权思想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所谓特殊就是说一方面痛恨它，而另一方面却又十分的羡慕和留恋。这也是特权思想在中国长期存在，成为一种独特社会顽疾的重要原因。

痛恨别人拥有特权，但渴望自己拥有特权。大到“权钱交易”，小到“打饭插队”，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其实这种“关系”当中，“特权”占有绝对的核心地位。

当我们排着长队等待办事的时候，人人都会痛恨那些“插队者”，但是，我们自己却总在想尽一切办法“不排队”并且以“不用排队”为骄傲。

所谓特权，就是一种游离于法律和规章制度之外的权力，在中国这样的人权力几乎是到处存在，而这种权力几乎就是得到与众不同的利益的代名词。

王副主任不想登记身份证号，是她觉得自己有这个“特权”——哪怕仅仅是一个基层社区官员，也一定要有区别于普通老百姓的权力。

卢书记因为王副主任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于是就行使了自己的特权——打招呼。一方面是对“特权”的屈从，另一方面也是认为自己有区别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权”。

这些，都和“该不该登记身份证号”毫无关系。也许这项制度有待商榷，但是一旦执行，就应该是“一视同仁”，卢书记和王副主任破坏的是“公平正义”的社会规则，尽管和其他的“特权”现象比较起来算是不值一提小巫见大巫（在我看来连“小巫”都算不上）。

卢书记不冤。如果这个事件能够引起社会对“特权思想”的高度重视从而下大力气消除这一“社会顽疾”的话，卢书记也算是被“罚的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