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完全是后人对汉武帝的误解，是对历史的篡改。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车骑将军卫青大破龙城，进入对匈奴之战的转折点，约历时四十四年，经过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等四大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南下骚扰问题。而且收复失地，设置了朔方郡、五原郡、武威郡、酒泉郡、敦煌郡、张掖郡等。

从此，一个长期威胁北部边疆的强大的匈奴，分崩离析，远迁西亚和漠北苦寒之地，再也构不成对汉王朝的巨大军事威胁。

汉武帝既然有如此的文韬武略大功，又哪来的罪己诏呢？

这完全是后人对汉武帝的误解，是对历史的篡改：

一、宋朝以后，人们篡改《轮台诏》为《罪己诏》

汉武帝因为桑弘羊向武帝建议派遣戍卒在轮台屯田，武帝认为轮台远在车师国西边千里之外，多有不便，故下发诏书，驳回桑弘羊的建议，人称《轮台诏》。

宋朝时期，张俊率师北伐金国失败，宋孝宗认为出师北伐是自己犯了大错误，于是下诏责备自己。对于此事，诗人杨万里写了《读罪己诏诗》，诗中有“莫读《轮台诏》，令人泪点垂”之句，把 宋孝宗的《罪己诏》比作汉武帝的《轮台诏》，从此以后，《轮台诏》就被戴上了《罪己诏》的帽子。

二、《罪己诏》进一步被篡改为《轮台罪己诏》

这个所谓的武帝《罪己诏》，流传到现在，俨然变成了《轮台罪己诏》，让不明真相的人乍一听，好像是汉武帝在轮台发布了《罪己诏》；更有甚者，还想当然地把《轮台罪己诏》看做是汉武帝的《遗诏》。

三、真实的《轮台诏书》根本没有对讨伐匈奴的罪己之意

武帝《轮台诏》：第一、阐述了到达车师都有许多不方便，更不用提到达轮台了。

第二、叙述了曾经“向者，朕之不明”，盲目相信了错误的军事情报，做出了错误决策，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匈奴，导致这次行动失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的事实。

第三、否决了轮台屯田的建议：”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

第四、叙述了武帝也曾否决了大鸿胪派遣刺客刺杀匈奴单于的建议。

第五、讲了现今边塞还没有完全建设好，士卒辛苦，烽火不完整，当务之急是“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并要求郡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各自提出“畜马方略补边状”的建议。

以上就是武帝完整的《轮台诏》含义（见《汉书•西域传》）。除了文中“向者，朕之不明”、“悲痛常在朕心”、“朕不忍闻”之外，没有一句话是罪己讨伐匈奴的。

充其量，只是对李广利这一次的讨伐行动，因情报有误而失败的自我检讨，但并不是否定整个对匈奴的战略决策。

四、有人故意篡改历史史料

现在互联网上，有人把所谓的汉武帝《轮台罪己诏》，凭空添加上一段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把这段话放在”禁苛暴……“之前，俨然成了上下文通顺的”罪己“之文。

这段话出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我在《史记》、《汉书》没有找到出处，可能我孤陋寡闻。

《资治通鉴》称：

”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春正月行幸东莱，二月来到雍县，三月到达泰山封禅，这时面见群臣，说的一段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从上下语意来看，应该是指武帝好神仙祭祀之事，造建章宫、承露盘、寻觅神仙等事，所以，田千秋要求遣散方士。而别有用心之人则把它添加到《轮台诏》中去，使其看起来更像是《轮台罪己诏》。这应该属于对历史史料的篡改行为。

五、班固把自己的观点强行加到历史史料中，误导了后世史家和读者。

班固对汉武帝的征讨匈奴政策不以为然，认为是劳民伤财，所以，他在编篡《汉书》时，就把自己的观点添加了进去。在《汉书•武帝纪•赞》中，只称颂武帝的文治，而只字不提武帝讨伐匈奴的武功，反而委婉地批评武帝不能“恭俭以济斯民”。

班固在《轮台诏》前面，加上了自己的叙述：”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所谓”既往之悔“，隐隐包含了否定讨伐匈奴的历次战争，其实，这只是班固个人的理解，并非武帝原意，是班固擅自揣测圣意，利用修史之便，而强加给前人的。

在《汉书•食货志》中也叙述为：”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候，”

在其他传记中班固也叙述为：“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在这里用个“悔哉”，来否决讨伐匈奴战争，也有篡改历史之嫌。

在这些议论性文字中，班固反复突出汉武帝的“悔”，这就误导了后世史家，以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对武帝有这样的评价：“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这是班固完全错误理解了汉武帝的意旨，并固执己见于始终。

六、班固等人把汉武帝注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看作是悔过自新，决策调整。

事实上，武帝自继位后，就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多次下诏奖励孝悌力农，还特意提拔桑弘羊、卜式、东郭咸阳、孔瑾等工农商人发展经济，为讨伐匈奴积蓄经济实力。所以，他们认为汉武帝下发了《轮台诏》以后，才调整决策，是不尊重史料的。

综上，那种把《轮台诏》当做汉武帝否定讨伐匈奴战争，检讨自己罪过的《罪己诏》，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对历史史料的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