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仲舒遭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奋，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刘歆

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成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范文澜《中国通史》

西汉建立之后，文、景两代皇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国家出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国力强盛的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相应的，汉初的学术思想也自由宽泛起来，这使儒学得到极大复兴，秦朝时藏匿的很多儒家典籍纷纷现世，一些归隐的儒士也重返社会。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事学之路的。

董仲舒的故乡在广川（今河北景县），邻近历史上盛产儒士的齐、鲁、燕、代，文化氛围非常浓厚，出生于公元前179年的董仲舒自幼受到多种文化的熏陶，这对他日后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前141年，颇具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登基，他爱好文学，崇尚儒术，给儒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7年后，汉武帝下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董仲舒顺应历史潮流，适时而出，以贤良对策，后世将他此次的对策称为《贤良对策》（也称《天人三策》）。就是在此对策中，董仲舒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郁积已久的无数儒士的心声，以及“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并被汉武帝采纳。

其后，董仲舒先后担任易王和胶西王的国相，直到公元前121年辞官回乡，开始著书立说。即使如此，董仲舒仍然倍受武帝尊敬，每当朝廷有重大事件，都要特意派人去询问董仲舒的建议。公元前104年，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代大儒董仲舒逝世，他所建立的新的思想体系，成为官方统治哲学。

董仲舒构建的思想体系不是纯粹的儒学之说，而是以适应社会大一统为依据，兼容诸子百家思想的新儒学体系。其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创造了万物和人，因此，人应该顺从天意，通过内省才能“知天”、了解天道，才能达到“天人合一”。董仲舒的“大一统”和“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无疑将统治者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秩序化、合理化，而由此推出的“三纲五常”也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

在人性论方面，董仲舒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性是由天决定的，因此提出了“性三品”说，即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人天生就是善人，包括帝王和当权人物；中等人要通过教育才能达到善，主要指地主；下等人的性天生就是恶的，不必也不能受教育，只能服从统治。这些理论仅仅是董仲舒用来麻醉人民的，对于君主，他则强调教化的重要性，主张君主不仅要“求贤”，更应注重“养士”，同时提出了新的选举方式。

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中的儒术即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他认为六经各有所长，应该兼具其长，但他本人也只对《春秋》公羊学十分精通。董仲舒学生众多，其中有很多人成为朝廷重用之臣，据说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是他的学生。

作为西汉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从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贤良对策】《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是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在汉武帝下诏举孝廉、策贤良时，应诏奏上的对策。在这篇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革除弊政、重视德治的政治主张，罢黜百家学说、独尊儒术的思想以及大一统的理论。董仲舒提出的这些思想对中国后世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此书行文明晰通畅、论理精湛独到、语言朴实无华，不仅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之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