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住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的李江（化名）女儿李小莲（化名）患先天性脑瘫，从一岁起李江就带其四处求医问药。

2009年，李小莲8岁，母亲选择与其父李江离婚，并将李小莲留给李江抚养，李江便带着女儿在哈尔滨一边治病一边工作。

多年来，李江为了女儿辗转大连、沈阳、北京等地，每年都要花费两三万元的费用，他把所有挣来的钱都用来给女儿治病，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同时，李江在女儿看病期间，也重新组建了家庭，对方对李小莲也非常好，但是李小莲却不愿接纳，经常在家里搞破坏，还致使患病的继母肝破裂。为此，李江与再婚妻子决定送李小莲去特殊学校改造，但是李小莲因不服学校管教被学校劝退。之后，李江不得已再次离婚。

2017年4月10日，李江得到医生通知，检查确定李小莲病情再无好转可能，李江觉得非常绝望，回到家后，看到已经16岁的李小莲仍然吐字不清、走路摔跤、生活不能自理，想到家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再婚妻子也离他而去，李江感到非常绝望。

由于李小莲不愿与父亲交流，两人又因琐事发生争吵，李江心中郁闷，便独自饮酒至深夜，萌发了摆脱负担、一了百了的想法。于是，李江用剪刀剪断了家里用来晾衣服的电线，做成了锁扣，将熟睡中的李小莲勒死。随后投案自首。

11月24日9时30分许，由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两院院长联手，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李江故意杀人一案。

对于李江的犯罪事实已经十分清楚，接下来，控辩双方的争论焦点在于对于李江该如何量刑。

辩护律师认为，李江杀人出于无奈和不堪负重的生活，他认为女儿不但拖累了自己，以后也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甚至是隐患。李江社会表现良好，并无其他前科劣迹，其没有主观恶意性，与暴力性杀人犯罪有本质区别，因此应给予减刑。

最终，法庭认为，李江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李江因为女儿智障不具备自理能力，为摆脱其应尽的养育责任而杀人，犯罪后果严重，其辩诉的为社会减轻负担的内容荒谬，违反法律精神，违背社会公德，法庭不能采信。

但李江为救治女儿，独自抚育女儿8年，倾尽所有，考虑本案是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犯罪，且李江主动投案自首，当庭悔罪，可依法从轻处罚。最后，法庭判决李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李江表示服从判决。

在法庭上，李江坦言自己为什么要杀害女儿，他说：“我只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李江在讲述这些经历时，法庭上一片叹息之声，大家都为李江的不幸遭遇感到惋惜。面对一个这样的孩子，李江能坚持16年已经拼尽了全力，他是在崩溃的边缘才做出了杀死女儿的愚蠢举动。

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这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即使是亲生父母，也不能剥夺孩子的生命，哪怕孩子如李小莲这般生活不能自理，他同样享有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权利。

而李江作为李小莲的亲生父亲，应该对李小莲负有养育的义务，但是，李江作为一个正常人，也享有“过一个正常人生活的权利”。

16年来，李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女儿李小莲，这期间，李江失去了两次婚姻，倾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不但没有换回女儿的健康，反而还多次受到李小莲的伤害，因为李小莲，李江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无法做一个“正常人”。

如果一个人的生存不但不能为社会带来益处，反而危害到另一个人或其他更多人的生存条件时，那这个人的生存就就失去了意义。李小莲对李江来说，就处于这种状况之下。

那是不是李江因此杀害李小莲就是一种应当的行为呢？当然不是，法律赋予保护李小莲的生命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而李江又希望自己做一个“正常人”，谁又来保障李江正常生活的权利呢？

目前在中国的普通家庭，如果要负担一个如李小莲这般重病的孩子，大多都会出现倾家荡产、民不聊生的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那么，整个家庭为了这个孩子都会生活在困苦之中，家庭成员又有谁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这个时候，政府有没有出来帮助他们，有没有此类完善的福利体制？如果家庭遇到特别严重的患者，家庭成员在自身努力的情形下仍不能克服困难的，小编认为，应由当地福利院进行收养，其各项费用（包括扶养、医疗、生活、护理等费用）应由国家、社会和家庭各自承当一部分，这样，才能让家庭缓和一点，不用一直承受那繁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压力，家庭的其他成员也会有多余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能只是简单的办个低保，而应该从根本上解决患者问题，才能彻底将家人解放出来。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我们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福彩就是国家公益事业的一项基金之一，应当为这类家庭分担一份责任，提供一些保障，多为中国的福利事业作贡献。

李江杀害自己女儿李小莲是令人痛心的，但对李江而言也是迫于无奈的，女儿对他来说已经到了不堪负重的程度，甚至到了他宁愿坐15年牢也不甘愿再忍受那种折磨。在小编看来，李江这种情况法院在量刑方面应再适度宽松一点，毕竟对一个只为“过正常人生活”这种人性最基本的要求的人来说，导致发生这样的悲剧，小编认为我们的社会也有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