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微观，也就是描述几点几分几秒的方式，专业的词叫时间计量。中国古代最通用的计时方法叫辰刻制。古人把一昼夜分成十二个时辰，用跟十二生肖对应的子丑寅卯，也就是十二个地支来表示，就有了辰时、卯时这样的说法。这种计时方法已经沿用了大约1200年。计时方法是有了，但是人们怎么知道现在是几点了呢？中国古代最早的计时工具是日晷和漏刻。不过这些东西成本高，也不方便，而且它更是权力的象征，所以只是皇帝贵族会用。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更常见的报时方法是敲钟和打更。所以不管是北京还是西安，这些古城里钟鼓楼都是特别重要的地标建筑。打更现在肯定是看不到了，但你肯定在电视剧里见过，有一两个人拿着一个锣一样的东西，一边敲一边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但是这也只能到小时这个级别，再细分，人们就很难精确地衡量了。不过古人也有别的办法，我们读古诗经常有描述焚香的画面，比如“日照香炉生紫烟”，古人为什么那么爱看焚香燃起来的烟呢？有一个原因是，焚香其实是一种计时方式，所以他们需要经常看看香，才能知道过了多久。你可能也在古装片里听到过“过了一炷香的时间”这样的说法。这当然是一种很不准确的计时方法，古人也尝试过发明其他的计时器，北宋时期就有过类似钟表的机械计时装置，但是又大又不好用，所以也没能普及。在明代中后期的时候，西方的钟表就跟着传教士一起传入了中国。我们现在说的“分”和“秒”，就是明代来的传教士利玛窦翻译的，他把中国古代用来描述角度的词用到了钟表上。看看表就能准确的知道几点了，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明代有权有势的皇帝官员就很重视钟表，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代皇帝都对钟表特别着迷。今天故宫专门有一个钟表馆，展示藏在宫里的各种装饰精美的钟表，如果你去看过，一定能感受到清代皇帝有多么喜爱这个西洋玩意。这也能说明，其实我们现在用的时分秒制，清代宫廷和贵族已经在用了，但是，它在当时并没有普及到民间。这一方面是因为钟表在当时是高科技，普及的成本比较高；还有一个原因，是清代皇帝对于高科技把控很严，他们虽然自己很喜欢研究西方的各种新玩意，但是并不愿意把它们推广应用。但是，这两个限制因素只能减缓却不能阻挡钟表的普及，毕竟，能够随时知道现在几点了、过去了多长时间，是人本能的需要。在那个时代，确实没有什么比钟表更好的选择了。到了晚清，钟表就已经普及开了。1872年的时候，刚刚创刊的《申报》就已经普遍采用24小时制来报道新闻，同时代的一些文人也在日记里明确的使用“几点钟”来记录行程。19世纪末，北京、上海等地的学校、银行等现代机构，基本都采用了时分秒制的现代计时制度。各地也开始在大型建筑上装上大自鸣钟。五口通商后，钟表的价格越来越低，民间的钟表也越来越常见，到了清末，上海等地的钟表行里已经能见到欧米伽、浪琴、劳力士等国际名表。同时，国产制表业也开始发展，1915年创办的德顺兴钟表厂，座钟年产量就有10万台。价格便宜了、产量高了，钟表自然就普及开了。下面说说宏观的，也就是年月日的问题。古代最常见的纪年方式有两种，帝王纪年和干支纪年。“年”其实就是一套累加的系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把哪一年当作第一年。古代用帝王年号来纪年，比如万历十五年、崇祯二年等等，就是把皇帝当政的那一年当作第一年。这是一个很有政治意味的纪年方法，但是它也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很难换算成其他的纪年方式，不方便跟国际接轨。我们现在想知道万历十五年是公元哪一年，也是很难自己算出来的，只能靠搜索。随着中西交流越来越频繁，中国不得不把中西纪年对应起来。为此，近代思想家魏源就专门制作过国内最早的中西纪元对照表。更重要的是，随着帝制不稳，帝王纪年自然会受到更大的挑战。到了清末，以哪一年作为元年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维新派主张孔子纪年，模仿了西方以耶稣诞生的年份作为公元元年的做法，目的是重建对儒家的认同。革命派更提出过五花八门的纪年方式，比如天运纪年、黄帝纪年，甚至以明朝灭亡为起点的纪年。争论了半天，最终民国采用了民国纪年。但是，民国纪年是换汤不换药，本质上也是帝王纪年，只不过把帝王的年号改成了民国的国号。而在现实中，公元纪年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在19世纪60年代，报纸上就会同时标明中西两种纪年。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彻底放弃了帝王纪年的系统，改成了大家已经比较习惯的公元纪年。刚才我们说了，中国还有一套纪年方式是干支纪年。我们说过的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论干支就是丁亥年。它跟前面提到的辰时制一样，用天干地支作为计算方法来算年份，比如戊戌年。这其实跟古代的历法制度算是一套系统，深深地融入古人的生活中。这套系统，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现在很多人过生日，还是会过自己的阴历生日。我们知道，我们古代的历法叫阴历，西方的叫阳历。阳历是根据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推算而来的，而阴历是综合了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周期，它实际上是一种阴阳结合的历法。阴历有一个天然的缺点，就是闰年和平年相差的天数近一个月，不利于算数，包括国家层面的财政预算、税金征收、教育规划等等都不好安排。到了清末，很多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阳历的优点，它更整齐、精准，更方便财政预算和农业生产，当然，也更方便国际交往，所以清末的时候，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赞同改用阳历。梁启超就认为，只有改用整齐划一的阳历，才能适应社会生产各方面的需求，有助于国家的近代化。虽然政府很想彻底改成阳历，但是这个改革实行起来非常困难。纪年改变，老百姓早就习惯了，但是月和日也要变，想过生日还得换算一下，实在太不方便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阴历也叫农历，农业社会春种秋收，老板姓要依靠它来指导耕种，换成阳历，整套生产制度都得跟着适应。所以，即便民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强制推行阳历，比如禁止印刷和销售印有阴历的刊物，把农历的节日转移到阳历来过等等，这些措施都没能彻底废除阴历。阳历逐渐成了主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科学思维的普及。到了1930年代，西方提出修改阳历，中国政府也参与进来了。当时的报纸、刊物就借此机会，从科学的角度普及历法知识，澄清了老百姓对于阳历的很多误解。比如，很多人认为只有阴历才能推算二十四节气，其实根据地球绕太阳运行周期推算的节气，正是阳历的组成部分。阳历每年的天数和地球实际运行天数更接近，推算节气也更加准确。这是阳历逐渐成为主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或许更重要，就是工业社会的发展。我们说了，阴历难以废除的原因之一，是农民要靠它指导耕种，如果更多的人不需要耕田，而要到工厂工作了，他们就很容易接受阳历了，因为工厂的现代工作制度，都是在西方的历法和时间制度下形成的。这样，中国社会不仅接受了阳历，还顺带接受了一种特别西方的时间制度，就是星期制。我们知道星期制度来自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那么在基督教并不普及的中国，为什么星期制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呢？就是因为它跟工作制度挂钩了。在中国，最早实行星期制的是洋务派创办的一些新式工厂和学校，明文规定按照西方习惯礼拜日休息一天。梁启超游历美国途中就说过，西方人实施星期制，虽然劳动时间少，但是效率高，中国人终年劳作才导致了效率低下。到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也提出星期制是世界的通例，中国人应该主动效仿。于是，维新派身先士卒，他们成立的新式社团都是礼拜日休息一天。到了1902年，清政府颁布章程，规定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央机关和地方衙门都一律实行星期制。1911年，包括最保守的吏部和礼部等朝廷中央部门，也都实行了礼拜日公休制度。在民间，公园、动物园、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公共机构，也都已经以星期作为周期安排对外开放的日程，星期制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