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即位后完全调整了西汉的政策，对后来的西汉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政治方面，汉武帝削弱了丞相权力，并且建立了中朝，以此控制朝堂，同时平民可以通过经学而被授予官职。经济上，国家控制了盐铁，从而垄断铸币、盐铁、酒类等生产，加强了经济上的控制，同时，采取均输平准的调节社会资源的政策。这些加强中央集权的行为，基本上都为西汉王朝后来统治者所继承，并且成为几乎后世所有王朝的国策。如果从整体宏观历史来看，中国历史集权是不断地加强，只是西汉初期因为秦朝灭亡教训太过深刻，国家需要休养，并且汉惠帝、汉文帝权力不稳，难以实现集权罢了。

但是，汉武帝的另外的一系列政策却被后来西汉皇帝所抛弃，其一是不断地打击匈奴，劳民伤财的征伐，其二，就是算缗、告缗这些直接损害经济的政策。汉武帝经过连年征战，国力大亏，再加上晚年温度下降，旱灾频繁，农业欠收，导致关东流民达到两百多万，失地者更是不计其数。

一、汉昭帝时期，对汉武帝的政策进行了著名的辩论

汉武帝之后，西汉从此进入了相对比较平稳的时代。但是，汉武帝的集权政策为后来的西汉皇帝所继承下来，最典型的就是“王霸并用”的方式。汉宣帝有次教训太子刘爽，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认为他过于偏好儒家的那一套理论，所以显得仁弱，就说他“汉家的治国之道是王霸杂用，怎么能够仅使用道德教化呢？并且很多庸俗的儒生不辨时宜，喜欢用古代状况来批评现代问题，让人仅仅陷入理论当中，不知道如何具体实践，以后乱我汉朝家法者，肯定就是太子了”。

汉宣帝这番话道出了汉朝政治的本质，但是汉宣帝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是因为在他之前，也就是公元前81年，汉武帝去世的六年之后，西汉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生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田千秋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是由汉昭帝主持的，属于对国策的争论，但是背后是对汉武帝政策的辩论。贤良文学在三个政策上与桑弘羊针锋相对：其一，是否打击工商业，重农抑商；其二，是否放弃国家干预经济政策，放弃“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政策；其三，是否对匈奴和亲，采取和平外交的方式。

贤良文学认为需要抑制工商业，因为商业使得民众好利，有伤道德，不利于国家稳定，而以农为本，可以使得民众便于教化。而桑弘羊认为人心好利是本性，没有工商业，民众就不富裕，生活也不会便利。贤良文学认为应该避免干预经济政策，否则是与民争利，实际是与商贾富豪争利，但是也会给普通农户与地主带来不便，而“均输、平准”是劳民伤财的表现。桑弘羊认为这些经济政策可以调节贫富差距，防止商人投机，井且可以让国家获利，维护政府权威。还有贤良文学主张对匈奴和平，避免争战，桑弘羊认为匈奴之人不可信，唯有武力才能让对方屈服。

总之，贤良文学既是儒生，又多是地主，所以他们的观念是渴望恢复到淳朴自然的社会风气，执行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国家以“礼义”来治理百姓，以道德与和亲来感化蛮夷。桑弘羊既是商人，又是朝廷高官 ，他深刻认识到商业的重要，但又认识到富商豪强的威胁，所以他认为唯有加强政府集权，才能打击豪强，平衡物价，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其实不论是贤良文学和桑弘羊都无法真正代表平民阶层和普通商人的利益，但他们在打击投机商人和豪强的观念上是一致的。而贤良文学和桑弘羊之间的观念虽然差异甚大，但是对君主来说，都是必不可缺的手段。贤良文学可以用道德教化百姓，以礼教约束臣下，明确君臣本分，而桑弘羊的现实主义观点，可以抑制豪强，驾驭群臣，富国强兵，抵御外敌。

三、汉宣帝王霸杂用，继续集权、打击豪强，并轻徭薄赋

作为后来的继位者，汉宣帝显然深刻明了这两种观点各自的利弊，倘若没有儒家伦理纲常约束，霍光可能早就废掉汉昭帝，而汉宣帝的即位更是没有可能。同时，汉宣帝见证过霍光的废掉昌邑王刘贺，并且在他即位后仍然是权倾一时，为此汉宣帝隐忍很多年，最终当霍光去世之后，将其灭族。汉宣帝幼年流落民间，并且祖父和父亲都因为政治动乱而死，所以对于政治，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深刻明白中央上的外戚和地方上的豪强，对汉王朝威胁甚大，因此他也进行了新一轮的政治洗牌。

汉宣帝在灭掉了霍氏家族之后，实现了集权，便使用严延年和赵广汉这些酷吏，打击豪强，但是显然这种直接用灭族的方式来处决豪强过于简单粗暴，而且酷吏基本都没有好的结果。汉宣帝在政治上基本上都是沿袭了汉武帝的政治手段，只是在内政上轻徭薄赋，不像汉武帝一样频繁对外举兵。

世家大族因为财力雄厚，能够花费巨资学习经学。并且汉朝实行察举制度，就是地方长官推举人才给中央任职，世家大族和地方郡守结合起来控制着地方上的推举人员，那么这些世族又与儒家文化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士族。汉武帝、汉宣帝一方面以经学取士，另外一方面打击不法豪族，但是并不能从根基上动摇世家大族的力量，靠酷吏血腥镇压，并不能长期有效。汉朝最重要的对付豪族的手段，其实是陵邑制度，就是将豪族迁到皇帝新建的皇陵旁居住，因为从地方迁到中央，他们就置于朝廷的直接监控之下，会遵纪守法，避免鱼肉乡里。可是汉元帝即位之后，废除了陵邑制度，导致这些豪族在地方上更加为所欲为。

结束语

正是从汉元帝开始放松了对豪族的控制，与此同时，汉元帝更多地开始依赖于外戚，用外戚来平衡朝政，其皇后王政君家族先后九人封侯，五人担任过大司马，党羽遍布朝局，在此情况下，王家把控了汉元帝之后的西汉朝局，最终王莽作为外戚后代登上了皇位。

汉元帝时期，人口开始得到了进一步地增长，全国人口超过了5900万。在中国古代，6000万人口是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超过这个数字意味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也意味着在原有机制之下，难以养活如此多的人口，会引发社会动荡，而汉朝的人口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数字，是因为铁器农具普及，提高了农耕的生产力缘故。一方面因为世家大族垄断大片土地，另外一方面又是极度膨胀的人口，这就意味着西汉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亟需要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