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清末割地赔款倒是其次，五代，两宋地也没少割，款也没少赔。这些都是统治阶层的无能和国家实力的衰败落后造成的，和是不是清朝没有决对性关系。

反而诟病最多争议最大的应该是后金及清朝初期和伪满洲国的建立这一头一尾两段历史，民国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成了伪满洲国，成为了当时分裂东北投降日本的战犯，但在当时溥仪不能叫“汉奸”，而是“国奸”。

其实清朝真正被人非议，认为满清不是中国的主要原因，反而是清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让我们从一封信看起：

首先是，天聪五年八月十一日，在皇太极写给被后金军围困的明大凌河城中的明汉蒙两族将领民众的劝降信中言到：

“我诸申、蒙古，乃相同之国，明则异国也。尔等如此为明效死，我甚 惜之。尔等之意，今若归降，恐我杀戮，故不相信耶！不惟不杀尔蒙古，即明人为我仇敌，除其拒战而被杀者外，凡来降之人，我均收养矣。”

其中的诸申（jusen）的满语之意为满洲人，而汉人被称为尼堪（nikan），从这段劝降信里可以看出，当年满洲以七大恨，十三副遗甲起兵后女真不再承认自身为明朝附属，而认为自身与蒙古同国，与明朝是异国，仇国。所以当时这不是中国的国家内战，而就是异国的侵略，当时的情况如果放在民国看，后金与日本无异。（以当时明人的眼光看）

还有就是尼堪，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给第三个儿子起名就叫爱新觉罗尼堪，因为这个孩子长得像汉人，（例如豪格满语汉译是小耳垂儿，多铎翻译过来叫小不点，起名跟形象有关），所以可以说明后金和清朝初年女真人和汉族人的长相是有差异的，这就是被言为非我族类的说法。

其次是，当年清军南下和西进时，个别统军的将领对汉人的屠杀政策引起了最多的指责和愤怒，比如清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等清朝宗室，无不是沾满汉人鲜血的刽子手。

他们在镇压了大同总兵姜瓖的起义后，下令对山西大同府、朔州、浑源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史称“大同之屠”。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五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说，“原告”都死绝了，恳求放了这五个人，要不自己就成“光杆儿”知府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陕西绥德府米脂县，英亲王阿济格把李自成老家米脂李继迁镇的乡亲们杀的幸存下来的只有三个人，其中两个是因为探亲回娘家的一对母子，还有一位跳崖逃生的李姓男人，全身被摔倒没一块好皮，被人成为“李没皮”。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豫亲王多铎率清军占领嘉定，因剃发令嘉定百姓不执行而引起他的恼怒，他下令屠城三日。死者达两万人，伤者十万人，被奸淫的妇女无数，大街上因无人收敛，尸体腐烂，大如绿豆的苍蝇满天飞。

同在清顺治二年六月（弘光元年），六月十五日，公元1645年7月8日，多铎占领扬州城，因攻城时扬州军民抵抗激烈，后来又不执行剃发令，清军屠城十日才封刀，连躲进污物中的孩子也不放过，直接用长枪捅死。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仅被和尚收殓的尸体就超80万具。“几世繁华的扬州城是时“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试问和这些比起来，“那么多”人不应该恨这些刽子手吗？在明朝当时的嘉定人眼里，扬州人眼里，大同人眼里，米脂人眼里这些北方来的刽子手和292年之后的南京人眼里的那些东边海上来的刽子手有什么区别呢？

后来随着清朝一统华夏，时间的推移，清朝后世的统治者也努力缓和了民族间的隔阂，使百姓开始对清朝有了是自己的“国家”的概念，清朝也就正式的在世界上代表“中国”存在，虽然反满的思想有清一朝就没断过，但大多数人还是认可了清朝的统治，从而放下戾气和复仇，化干戈为玉帛。

当然也有很多刻意的扭曲和不客观的看待清朝的历史，一味的只记住其黑暗面而“遗忘”它的建立功勋，很多人把文字狱也归结为清朝对汉人的压迫是片面的。另外清朝也为“中国”的统一和尊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平三藩，收台湾，打击葛尔丹和阿拉布坦，征缅甸，驱沙俄，剿金川，定新疆，援朝鲜等等。百姓认同了清朝之后，你看史书籍上再记载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就认为是国家的内战，而且是国家“剿匪”之战。

再有清朝对百姓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即国家对农民“永不加赋”，一直到灭亡也没加，长期保持农业税的稳定，不仅税收总量不变，具体到每亩地的税也不准变，王公的庄田同样不能随意加租，减少了百姓的负担。甚至因为随意加租和殴打汉人，铁帽子礼亲王昭梿还差点被嘉庆帝坐罪论死。

但历史就是历史，现在各民族早已融合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了一家，我家里亲戚在满洲旗的也不少，所以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封建王朝是由我国满族同胞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是中国的一个时代，而且在其中的一段时间还是中国最强盛之时，无可厚非。就历史谈历史，没有什么民族极端一说，不喜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