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能掌握大权，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姨母为宋高宗吴宪圣太后，侄孙女为后来宋宁宗的第一任皇后恭淑皇后。可以说从韩侂胄出生那一刻起就是皇亲国戚了，韩侂胄以父亲韩诚的门荫而得官，历任阁门祗候、宣赞舍人、带御器械。宋孝宗淳熙末年官至汝州防御使知阁门事。知阁门事是宋代掌管礼仪的官职，比如朝会、游幸、宴享赞相等

宋光宗登基之后，因为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再加上生性懦弱，又疏于朝政，正中李皇后下怀，于是皇权渐被其控制。有一次，李皇后唆使宋光宗封赏李氏外戚、建李氏家庙。李凤娘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儿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二十六人，一百七十二人授为使臣，下至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不仅如此李皇后还挑破光宗和宋孝宗之间的关系，使得父子失和。

孝宗临病死前，欲见光宗及儿媳最后一面，懦弱的光宗得不到李皇后的同意，不去探望临死的父亲，许多大臣上书要求光宗去看望孝宗，但光宗也不予理睬，至孝宗大殓之日两人也同样不理不闻，中书舍人陈傅良出班拉住光宗衣襟，李凤娘杏眼圆睁，大声呵斥道：“这里是什么去处！你们这些秀才要被砍头吗？”光宗与李凤娘不仁不孝的行为激起朝野公愤。于是宰执们赵汝愚和赵彦逾开始商量对策，决定逼迫宋光宗退位，将宋光宗的儿子嘉王赵扩立为皇帝。可是要逼皇帝退位要请出一位人，就是原来宋高宗的皇后吴宪圣太后，可是要找个中间人。于是赵汝愚找到当时的知阁门事韩侂胄，向他提出要求劝谏宪圣太后，立嘉王为帝。

韩侂胄也同意这个提议，于是韩侂胄立刻进入慈福宫活动，通过自己所熟悉的两宫内侍，让他们哭着向宪圣太后吴氏陈请，终于说服她同意让光宗“内禅”。于是在一帮大臣们的操作下，宋光宗被迫禅位，成为太上皇，嘉王继位，是为宋宁宗。

宋宁宗登基之后，赵汝愚以自己有定鼎之功，就开始有些自以为是了。不久，赵汝愚由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正二品)，再进位枢密使(从一品)。八月二十八日，赵汝愚又自枢密使拜右丞相(正一品)。同日，留正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判建康府。十月，留正在张叔椿的再次弹劾下落职。至此，朝廷中出现了由赵汝愚独相的局面。赵汝愚是道学的忠实信徒，他掌权以后，为了现固自己的权力，重用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官员及其信徒，结成宗派，排斥异己，故这些人在尔后韩侂胄与赵汝愚争夺权力的斗争中，都旗帜鲜明地站在赵汝愚一边，全力以赴地维护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赵汝愚执政后，承袭前朝权臣的做法，首先控制台谏，将与其友善的左司谏章颖升为侍御史，将吴猎由秘书省正字擢为校书郎，除监察御史，将原嘉王府翊善黄裳升为给事中，陈傅良、彭龟年并除为中书舍人。上述诸人，多数是道学之徒，或积极支持赵汝愚出任宰执之人。接着，赵汝愚召知潭州朱熹赴行在，让他出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成为宁宗的老师，又増置待讲;以黄裳、陈傅良、彭龟年等人为之。一些道学官员，如车祥、杨简、吕祖俭等人，也被引人朝廷为官。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过县一级官员的历练，就被召至行在为京官。这样，赵汝愚基本上控制了内外言路，结成了以他为首的道学家及其追随者的集团。 但是，赵汝愚对于同时立有“定策功”的韩侂胄、赵彦逾两人，却以“我与赵尚书(彦逾)皆宗室，而韩知閤(侂胄)乃右戚，各不言功”为由，抑制推赏。赵彦逾富有才干，所至治绩卓著，他本想借此升任执政，不料却将他打发到蜀地，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韩侂胄则想通过推“定策功”，获得节度使的赏赐，结果只由知閤门事(正六品)升任汝州防御使(从玉品)、再升宜州观察使(正五品)兼枢密都承旨。两人都大失所望，对赵汝愚深为不满。

既然作为宗室的赵汝愚，可以升为右相，韩侂胄想得节钺之赏确实也并非过分。叶适就看到了这一点，及时向赵汝愚提出，应该满足韩侂胄的这个要求，以免后患。老谋深算的朱熹，也提出“当用厚赏酬其劳而疏远之”的建议，并要赵汝愚“防微杜渐”。但是赵汝愚囿于宗派成见和对武人的轻视，不仅不听，反而故意冷淡韩侂胄，甚至拒不接见他。

绍熙五年（1194年）十二月，彭龟年还上疏宁宗，说韩侂胄“假托声势，窃弄威福，乞黜之以解天下之疑”。宁宗下罢去了彭龟年的中书舍人，赵汝愚却“请留龟年”，这更加激怒了韩侂胄。韩侂胄的官职虽然不大，因其与后宫的特殊关系，加之在内廷及当时许多人看来，这次绍熙“内禅”，皆是韩侂胄之功，因而“浸见亲幸”。“自是出入宫掖，居中用事”，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他与赵彦逾相互呼应，坚决要把以赵汝愚、朱熹为首的道学家及其信徒逐出朝廷。

赵彦逾在入蜀前陛辞时，将一些廷臣的姓名写给宁宗，指出他们皆为赵汝愚之党，并道:“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之。”于是宁宗对赵汝愚也产生了怀疑。韩侂胄通过内批将自己的亲信刘德秀、李沐刘三杰、胡纮、杨大法等人除为台官，以控制言路。“于是言路皆侂胄之党，汝愚之迹始危”。 朱熹作侍讲后，每次给宁宗讲的都是有关正心诚意、人欲天理的一套说教，要皇帝的一言一行完全按照圣贤的规矩办事。在讲书时，朱熹声色俱厉，摆出一副师道尊严的架势。这样的讲书，对于一个智力低下、不善学习的宁宗来说当然不感兴趣，也不堪重负。朱熹还借给宁宗讲书的机会，攻击韩侂冑，并多次上疏议论朝政，要宁宗对太上皇(光宗)“益勤问安视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见，就五日一行;仍不得见，则三日、二日、甚至每日一行，要他“俯伏寝门，怨慕号泣，虽劳且辱，有所不惮”。当年十一月初一日，被朱熹搞得厌烦透了的宁宗，在韩侂胄的鼓动下，以为:“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免去了他的侍讲。作为道学宗主朱熹的被罢官，对道学官员是一个沉重打击，于是赵汝愚、吴猎等人纷纷上疏，请留朱熹，陈傅良以为朱熹之言虽然“频繁迁阔”，也不当将他逐走，但都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韩侂胄又将打击的矛头指向赵汝愚，先后罢去了吴猎、陈傅良、刘光祖等人的官职，以削弱赵汝愚在朝廷里的力量。可是，赵汝愚拥立宁宗的功劳毕竟巨大，他在士大夫中又颇有声望，要打倒他并非一件易事。为此韩侂胄谋于签书枢密院事京催，京催告诉他:“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可也。”韩侂胄大悟，终于找到了打击赵汝愚的最好口实。 次年，改元庆元(1195-1204)。庆元元年二月，右正言李沐首先发难上疏言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方太上圣体不康之时，欲行周公故事。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于是赵汝愚被罢去相位，出判福州。并非韩侂胄之党的御史中丞谢深甫，也上疏効赵汝愚，赵汝愚又被罢为祠官。章颖、李祥、杨简、吕祖俭等人纷纷上疏救汝愚，以为他有大功，不当去位，结果以同党之罪，全遭贬黜。十一月，胡纮劾奏赵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再将他適永州(湖南零陵)安置，两个月后，赵汝愚死于赴衡州(湖南衡阳)的路上。

赵汝愚罢相后，宁宗擢韩侂胄为保宁军节度使，擢有“定策功”的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余端礼为右丞相，擢京镗为知枢密院事，擢谢深甫为签书枢密院事，除知泉州何澹为御史中丞。翌年正月，余端礼、京镗两人分拜左、右丞相。四月，余端礼因同情赵汝愚，且政见与韩侂胄多有不同而罢相。韩侂胄进而加开府仪同三司，权力在承相之上。在与赵汝愚的夺权斗争中，韩侂胄取得了胜利。

韩侂胄与赵汝愚之争,不是“忠”、“奸”之争,而是权力之争，赵、韩二人合谋拥立宋宁宗之后, 立即因分赃不平而勾心斗角、韩侂胄玩弄权术,击败政敌,可谓心狠手毒,而人们又总是同情失败者。其实,官场上相互厮杀,自来残酷,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至于韩、赵二人,很难说谁对谁错、孰是孰非。韩、赵之争,其焦点仅仅在于权力再分配, 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