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泰斗汉学家内藤湖南不愧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因其对中国古代史的独创性论述而备受两国史学界瞩目。

内藤湖南学识渊博，汉学功底精湛，从中国上古史乃至民国史，都能融冶于一炉，不乏鸿篇巨论。周一良评价内藤湖南“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以其最为深长，自成系统，故有“内藤史学”之称。

内藤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其一生治学，固以史学最为专精，著述丰盈；而旁及经学、佛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文字学、敦煌学、目录学、政治学、蒙元史、满洲史、经济史、思想史、学术史、艺术史、外交史等等领域。

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也有不少学者也不能望其项背。 内藤湖南曾先后十次到中国，其交往的学者，皆为社会学者当代名流。

如刘鹗、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胥、文廷式、汪康年、张元济、董康、夏曾佑、郭沫若等辈。

①1899年，内藤湖南在天津会见严复等人，相谈（笔谈）甚欢。 内藤对严复推崇备至，赞其文字雄伟，是大家手笔；他“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戊戌）政变以后人们噤若寒蝉的时候，言谈往往纵横无碍，不怕忌讳，当是这里第一流的人物”；

②相比之下，康有为意气太盛，所以事情（变法）没能成功（见内藤湖南《燕山楚水·禹域鸿爪记》，中华书局，2007年5月）。在学术上，内藤与“二堂”尤多切磋。

③辛亥年，罗振玉（雪堂）及王国维（观堂）举家东渡日本，内藤湖南与有助焉。罗振玉到日本后，致力于中国古籍之辑佚、整理，并刊行二百多种，所经眼者，或序或跋，都为《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据罗继祖《庭闻忆略》，1919年，罗振玉返国，行前仍于刊印古籍之事不能释怀，乃致信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谓匆匆归国，有唐钞古籍未及付梓，“此愿莫偿”；遂以京都寓所“永慕园”（罗氏在京都还另建“大云书库”，以作庋书之用）托付二人出售，内藤、狩野遵罗氏所托，“鬻其田宅，举所获捐于京都大学以充印书之资”。

此即内藤、狩野二氏襄助辑录刊行之《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唐钞本丛书》。 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于此集卷首撰文显扬罗氏“高义亮节，卓越时俗，而稽古乐善之志，尤可敬重”。

我国文化界史学界历来对内藤湖南赞誉有加。以致内藤湖南后来病殁，罗振玉悲痛莫名，称他为“伟大的内藤湖南先生”；并为内藤的《满洲写真帖》增订版作序，褒扬内藤才情超逸，迈逾同侪，其“抱经世之略，广学甑微，无艺不综，尤精于乙部。交游遍天下，嗜学问如饥渴，爱朋友如性命”（罗序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86页，中华书局。 2004年7月）。

又，王国维研究甲骨文成就非凡，与罗振玉一时瑜亮。罗氏于1914年撰《殷虚书契考释》，在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王氏受到启发，读《山海经》及《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告之罗振玉及内藤湖南。

罗氏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载于《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 内藤湖南对甲骨文尝有研究，亦于1916年撰《王亥》一文，采王说“旁加考证”。内藤湖南的学生神田喜一郎认为，“这篇论文可谓先生的得意之作，以独创性及对中国古典的造诣见长，深受学术界的好评。

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得难想像能够完成《王亥》那样的学术论文”（《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

对内藤发挥己说，王国维引为知音，遂于1917年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亦有创进。于此可见内藤湖南的学问非同一般，连王国维也“感其所言”而补之未详。

《王亥》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文，亦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篇。应该说内藤湖南在史学领域完全可以和郭沫若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历史名家相媲美。

历史翻过了厚重的一页，内藤湖南虽然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但从文化研究顶层设计上，政府不啻还有很多值得商讨研究之处，比如大开国门，文化研究就没有底线了吗？以致于侵华战争中，日本商界军界产生了不少掠夺行家，这是中国人始料不及的，时至今天，中国的文化研究，史学研究在有些领域，依我之见也应该有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