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多谋善断，屡次逃过军统的追杀，这让蒋介石和戴笠头痛不已，而据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沈醉陈述：“当时蒋介石和戴笠最忌惮的人就是王亚樵······就因为这一点，王亚樵就足以载入史料。”

自己和宋子文的性命都险些被王亚樵收取，蒋介石对王亚樵的刺杀行动一直耿耿于怀，虽然也通过一些手段，想要拉拢王亚樵加入自己阵营为我所用，但被王亚樵严词拒绝，他表示：一直以来他与国民政府之间嫌隙颇多，但我王亚樵都是以国家大义为出发点做事，并非私人恩怨，如果国民政府不能坚决抗日，那么我们之间缺乏合作基础。

真正造成蒋介石勃然大怒，并发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除掉王亚樵的原因，就是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虽然之前也想解决掉王亚樵，但追捕规模、决心等方面远不如这次。

沈醉：虽然刚开始调查此案的时候毫无线索，但蒋介石、戴笠等人早已明白，此次刺杀行动，最终目标是蒋介石，绝不是汪精卫，而汪精卫的遇刺将蒋介石卷入一股处境无比尴尬的政治旋涡之中不能自拔。

孙凤鸣，刺汪（蒋）行动执行人，主动请缨的时候就已明白，自己是绝对的有去无回，那年代的摄像机体积偏大，他将手枪藏入其中，以自己正式记者的身份申请到了入场资格，混入其中。

孙凤鸣最好的机会是待到蒋介石、汪精卫、中委们的摆拍时刻，自己出手射击就可以胜利完成任务，对自己的枪法，孙凤鸣还是有信心的。

与往届会议一样，此次还是中委们预先按次序站立到会议厅前，不同的是蒋汪二人却全无踪影，照例总要有位大佬参与合影，发生这种情况让在场的所有与会者莫名其妙，而此时的汪精卫正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内，他一再劝说蒋介石参与拍照，但蒋介石不为所用，总以“另有安排”为借口一再推脱。

蒋介石不但自己不去，还假惺惺的让汪精卫也不要去，他说今天的秩序非常散乱，搞不好要出事情，我就不去参加拍照了，同时希望你也不要去，没想到一语成谶。

面对蒋介石的态度，汪精卫非常为难：“中委们已经列队等候先生，如果您不去我也不去，那将无法收场。”无奈之下，汪精卫独自下楼并告知中委们：蒋先生有事不来了，我们照吧。就在照相完毕后，中委们陆续向会议厅走去，准备步入会场，已经挤到前排的孙凤鸣断定此次已经失去刺杀蒋介石的机会，只能临时改变计划，退而求其次刺杀汪精卫，他拔出手枪，高喊：“枪毙卖国贼”，瞄准汪精卫就是三枪，一枪打中汪精卫的左脸脸颊；一枪中左臂；一枪几乎穿过身体击中了脊椎，汪精卫应声倒地，会场一片大乱。

张学良和汪精卫的警卫们冲了上去，孙凤鸣随即被警卫开枪打中肺部，以当时的医疗水平这种伤情是无法救治的，但为了从他口中得到口供，审讯人员一夜之间竟然给孙凤鸣注射了150针强心剂，到了凌晨孙凤鸣才不治身亡。（打中脊椎子弹的铅毒引发汪精卫“多发性脊骨瘤肿”，最终身死，英雄九泉可以瞑目。）蒋介石闻讯赶来，见到的是血泊中的汪精卫，他的妻子陈璧君怀疑这件事就是蒋介石一手导演，所以当着所有政要的面痛斥蒋介石：“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明讲就好，何必下此毒手？！”天降黑锅，老蒋羞愤不已，当时却也无法自证清白。第二天，李宗仁、白崇禧分别打来电话质问汪精卫遇刺事件，他们也觉得这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阴谋刺杀事件，这让老蒋百口莫辩，情何以堪，中了窝心脚还不知道是谁踢的，他立刻叫来戴笠：悬赏百万，限期三个月内破案，否则就不要回来见我。

戴笠受到巨大的压力，立刻行动起来，在刺汪事件后，百余人受到案件牵连，包括仁人志士的家属军统也不曾放过，而这又激起了王亚樵的怒火，又是三枪，正在上海谈判的外交次长唐有壬命殒当场。老蒋为何给心腹戴笠如此大的压力呢？①蒋介石本身就面临巨大的政治、舆论压力。一是刺汪，二是戴笠的军统受到太多人忌惮和抨击。②蒋介石怀疑一直以来对王亚樵的追杀，戴笠都在放水，因为戴笠、胡宗南、王亚樵等人是磕头兄弟，在追捕王亚樵这件事上蒋介石对戴笠有所怀疑，巅峰时期的军统有5万多名特工，怎么会杀不掉一个王亚樵呢，所以老蒋要戴笠赌上自己的前途全力缉拿王亚樵。总之，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很憋屈，一个“无辜”挨了枪子，一个无故背了黑锅。

王亚樵的隐匿手段实在高明，军统一时间竟寻不到蛛丝马迹，时不我待，军统到香港逮捕了王亚樵麾下的铁杆主力余立奎、胡大海等人，并扣上主犯的帽子，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案，给汪精卫、陈璧君、各大舆论媒体和好奇的吃瓜群众一个交代。“第一主犯”余立奎骨头硬，尝遍所有酷刑，始终没有透露王亚樵的任何消息，但是其他“从犯”却将此次行动的任务目标、策划过程等详细细节和盘托出。蒋介石和戴笠这才松了一口气，虽然真正的主谋没有抓到，但至少能让汪精卫和陈璧君明白，这场暗杀行动并非自己策划。事不算完，余立奎只是应付舆论、洗脱嫌疑的“工具”，真的幕后主事人王亚樵，必须缉拿归案，军统派出大批特务到达香港，在近乎洗地一般的排查中，中统特务几次与王亚樵擦身而过，王亚樵觉得香港已不能给自己提供保护，所以不能再做停留，于是化名寄居在了李济深的老家广西梧州，李济深考虑到王亚樵的安全、生活问题，还特地跟李宗仁、白崇禧打了招呼，广西地方（国民）政府每月拨500元生活费给王亚樵。

随着局势的变化，白崇禧对王亚樵的态度趋于冷淡，只是碍于情面没有清除王亚樵这个麻烦，王亚樵江湖行走多年，自然也从中看出端倪，所以他最终决定投奔延安。

对于王亚樵的决定，李济深非常支持，马上给周总理去信，内附王亚樵的推荐函，王亚樵自己又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说：当今各派势力都有可能与蒋介石国民政府苟合，唯独延安方面在抗日问题上，态度坚决决不让步，所以我反复思量，决定投奔延安，请求收留等等。

（《特情简报》→《关于暗刺王亚樵经过的报告》曾记录，根据搜查掌握的资料，王亚樵有接触陕北延安的举动，已有回信，险些成行。）

第二天清晨，王亚樵委派张宪庭、余亚农二人赶往延安，临行前一再嘱咐早去早回，而二人不负重托不久后带来了回信，事情发展到这里本来王亚樵可以逃出生天投向光明，但是一个人的出现毁灭了他的一切前途乃至性命。

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本来带着孩子在香港生活，此次从香港来到梧州向王亚樵哭诉生活拮据，无以为继。余立奎本就是王亚樵麾下骨干，因刺汪事件在香港被抓引渡到南京并以判处死刑，王亚樵不可能不管他一家老小，所以将余婉君安排在梧州住下。

其实呢，这个余婉君早就扛不住军统的威逼利诱，答应为军统找到王亚樵的行踪并引他出现方便抓捕行动。

余婉君欺骗王亚樵说：有事相告，请王亚樵来自己的住处。

王亚樵觉得有话但说无妨，请他去怕是有难言之隐，不便外人旁听，所以谢绝了兄弟们跟随的好意，他就这么没有防备的孤身一人去了余婉君的临时住所。

一进房门，王亚樵的脸上就被撒了石灰，他临危不惧在黑暗中与军统特务多人展开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身中五枪三刀身死当场，为了返回总部交差，他们割下了王亚樵的面皮，王亚樵的遗体后被他的朋友和徒弟收敛入葬于梧州倪庄。

至于余婉君，她在撤退中途被军统特务枪杀，算是以死谢罪，至于她与王亚樵的关系，我认为不必多想，包括军统的资料都没有注明他俩有暧昧关系，只说骗他来到住所，余婉君的身份是余立奎的女人，与王亚樵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相熟，共享同一个朋友圈，刺汪事件又造成余立奎被处死（未执行，1948年释放），所以无论如何王亚樵都丢不起那人，不会趁人之危，在兄弟“遇难”、“孤儿寡母”乞命而来的情况下占人家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