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秦代的《吕氏春秋》，是中国第一部杂家散文集。作者署名的是吕不韦，此人这里不做详尽介绍，因为在刚刚播过的历史大剧《大秦赋》中，“吕相国”已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了。

《吕氏春秋》共二十六卷。关于吕不韦撰《吕氏春秋》一事，在其本传有具体记载：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 《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从中可以看出，吕不韦开始撰此书的目的是出于与四公子攀比，并且如此明确地以自己的名字定书名，并以文章自负者，在先秦时代应是第一人。可见，吕不韦确有与人一较高下，著书立说以文章传世，青史留名之意。

《吕氏春秋》内容极为庞杂，吕不韦在组织士人编撰时，明确了要集儒、法、墨、道、兵、农、名及阴阳各家思想于一炉。清代文人汪中代替学者毕沅，在其所出的《吕氏春秋》序言中指出，其《劝学》等四篇与《学记》相表里，《制乐》等七篇皆论乐之作，《贵生》等五篇是道家之言，《荡兵》等八篇为兵家之言，《上农》等三篇为农家之言，指出其“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正因为如此，《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吕氏春秋》虽兼有诸子之说，但亦有其基本思想倾向，汉代高诱在其《吕氏春秋序》中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荀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认定此书之主要倾向是道家，大抵是不错的。《吕氏春秋》一书中有一些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辩证观点对历史的发展持进化观点，主张因时制宜，反对墨守成规；在政治上既主张君主“法天地”，无为无不为，又强调民本德治，主张以德治为主、赏罚为辅。作者对当时的统治者多有批评指摘。此外，书中还记叙了有关天文历法、医药卫生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知识，对音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吕不韦出身商贾，学问根基不深，他当主编，组织宾客士人著书之举又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故思想比较自由，书中的观点，既不完全代表秦王朝的政治倾向，也不完全是吕不韦自己的思想观点。反映在文章中，就表现了某些言论相当随意大胆。如《贵公篇》讲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圜道篇》说“今世之人主，皆欲万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孟冬纪》中之《节丧》《安死》等文，也对“今世之人主”有尖锐的批评。这些文章均有放言无忌之特点。全书虽出于众手，但编排严谨，体例一致，览、论、纪各部分自成系统而又互相关联，构成完整体系。其文章组织严密，论述透辟，广泛吸收了各家散文的长处。作者不事铺张渲染，文风平实，但也能取譬设喻，深入浅出，使作品富于形象性。如“刻舟求剑”“掩耳盗铃”“黎丘丈人”等寓言，简练传神、寓意深刻，至今仍为人们称引。书中纂辑了很多历史故事和传说，有些故事成为后人常用的典故。有的篇章仅在开头点明中心观点，然后用多则故事从不同角度加以说明，这种写法对后世的《说苑》《新序》等书有一定影响。

《吕氏春秋》的出现，标志着诸子各家的思想由尖锐的斗争开始走向融会。《吕氏春秋》之成书，其思想、其体例、其文风，都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西汉刘安所编撰的《淮南子》，便是仿具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