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

原文摘录如下：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

  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

  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