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中张献忠的《七杀诗》内容是这样的：

天生万物以养民，民无一善可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不忠之人曰可杀！不孝之人曰可杀！

不仁之人曰可杀！不义之人曰可杀！

不礼不智不信人，大西王曰杀杀杀！

我生不为逐鹿来，都门懒筑黄金台，

状元百官都如狗，总是刀下觳觫材。

传令麾下四王子，破城不须封刀匕。

山头代天树此碑，逆天之人立死跪亦死！

整首诗中充满了暴戾凶残之气，读来令人不寒而栗，血腥之气扑面而来。

有传说，张献忠曾经以此立了七杀碑，碑文如下：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而后经考证，确实有一块石碑，但不叫“七杀碑”，而是“圣谕碑”。碑文是这样的：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于是，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张献忠并没有屠川，这事是清朝干的，把黑锅扣到张献忠头上，诬蔑仁慈善良的大西王。

还有人说，川蜀有些地方发现有“大西王庙”，如果真的杀了那么多人，谁还愿意记念和祭祀他？

那么张献忠到底屠川了吗？

首先，盖庙祭祀说明不了什么。

给张献忠烧香，并不能证明张献忠是个善人。在台湾，现在还有人给侵华日军的战犯建立寺庙，终年祭祀，香火不绝。

比如，这个所谓的“飞虎将军庙”。

祭祀的就是轰炸中国的日本飞行员。

这能说明什么，受到了一些奴才的祭祀，难道就能证明这个杂碎干的是好事吗？

而“圣谕碑”没有“杀”字，也并不能说明张献忠没有屠川。

记载张献忠屠川的史料绝不止一本，而且，普遍的观点都认为，他确实屠川了。

记载张献忠屠川史料有：

《蜀碧》、《圣教入川记》、《明季南略》、《破山集》、《流贼张献忠祸蜀记》、《张献忠陷庐州纪》、《雅州受难记》、《流离传》、《井蛙杂记》、《客滇述》、《绥寇纪略》、《殴阳氏遗书》、《滇蜀纪闻》、《张献流离传忠屠蜀记》、《汉嘉受害记》、《山城纪事》、《大西通纪》、《罪惟录》、《纪事略》、《蜀破镜》、《荒书》、《蜀记》、《老神仙传》、《劫后录》、《续绥寇纪略》、《五马先生纪年》、《滟滪囊》、《孤儿吁天录》、《蜀难叙略》、《蜀龟鉴》、《广阳杂记》…………，还有各地方志、四川各民间家谱等，达到了450多种。

这些所有的记载都指向了手上沾满了血污的魔鬼――张献忠。

这些所有的记载都确定了一个事实：在张献忠驻川期间，这里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

现在仍然有人到处胡嘞嘞，说张献忠并没有大规模屠杀，即使把这么多明文记载的铁的史实抽在他脸上，也阻止不了那张满是谎言的嘴。

难道这些人不明白真相是什么吗？他们心里很明白，但他宁可用自己祖先的血泪和生命，悲惨不公正的遭遇，去洗白这个刽子手的罪恶！

数典忘祖之辈。

川人何辜，逢此灾厄。川蜀人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为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却遭遇到如此疯狂野蛮的屠杀。

当时对川蜀人民进行屠杀的不仅仅有张献忠的军队，还有摇黄土匪，还有清军，还有南明，还有后来的吴三桂军。

一、恶魔张献忠屠川

由于这样的记录实在是太多了，只能摘录其中的一部分。

明朝遗民吴伟业《绥寇纪略》中记载：

“献贼欲屠成都民，孙可望谏曰：“其名等随王多年，身经数百战，所得之地卽行杀戮，不留尺寸以作根本。士民既杀，地方取之何用？苟不修王业，将士随王亦无益矣。必欲屠民，其名愿刎颈以代民死。”由是马元利、李定国、孙可望、艾能奇、白文选、张化能、刘文秀、张能第等，皆俯伏流涕谏，乃止。”

明朝遗民王夫之《永历实录》记载：

“献忠之在蜀也，杀掠尤惨，城邑村野，至数百里无人迹。民逃入深山，不得食而死者委填岸谷；或采草木叶食之，得生者久乃化为野人，裸处林栖，体生白毛，遇人则搏杀之而吮其血。”

明朝遗民查继佐《罪惟录》中记载：

“县榜取士，士争乞生，复以兵围之，数千人咸振笔携策而死”

明朝遗民温睿临《南疆逸史》中记载：

贼性喜杀，乱蜀时，立赏格：凡部卒日得男壮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童稚不计。——

在蜀亲历者韩国相《流离传》记载：

“会献贼欲尽杀川兵...会献贼前锋猝至，初九日城陷焚杀无遗”——

在蜀亲历者欧阳直留下的《欧阳氏遗书》记载：

“尽勒绅士入城、军民入村，凡居山扎寨者攻之，擒之，斩首剁手无算。”

“抚南营内逃去都司张斗南。献贼大怒。除将军都督外，凡南路全营大小官悉诛之。肴死者二人。责抚南百棍，都督各百五十棍，四路追拿，遇兵民即杀。”

“献忠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听考，到即禁之大慈寺，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街头验发，如发某一庠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

“献贼移师出城，驻营于郊。令各营纵火烧毁房屋。一时各郡县城野庐舍俱烬，未尽残木必攒焚成灰而后止。平成都城，推堕其墙垛。”

“秋八月，献贼弃成都北去，行次顺庆界。大阅，尽杀川兵，不留一卒。川兵尽。”而这之后的记载由于欧阳直趁刘进忠叛乱之机逃亡川南，因此后续的记载则不大可信。

当时的外国传教士所写的《圣教入川记》也对这次屠杀多有记录。

张献忠的部下孙可望后来在张献忠死后改正了滥杀无辜的政策：

“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

张献忠部将艾能奇向大西国宰相汪兆龄说：

“昔老万岁在成都，汝为宰相，不能辅之治国，惟劝之杀人，以至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俱名我辈为贼。今日皇皇无之，汝尚欲我辈复作贼耶”

明人俞忠良《流贼张献忠祸蜀记》记载了百姓曾经反抗：

“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群起而杀贼所置郡县官吏。”

近年来考古所发现的“张献忠沉银”，除了金银外，还有大量的不同类型的首饰，这些首饰的来源谁都能判断出是怎么一回事。

据《蜀龟鉴》记载，凡有军营衙门处，手掌堆积如山。有一名战士，一天之内杀了几百人，晋升为都督。

《蜀警录》的作者欧阳直曾见过一道手谕，张献忠提拔一名军官为总兵，手谕空白处用红笔小字备注：手掌一千七百有零。

有些人认为《明史》记载“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数字荒唐，以此认真，张献忠屠川是被清朝抹黑。

这个数字确实很荒唐，黑暗而腐败的明朝，对老百姓残酷剥削和压榨，哪来的六亿人口？清朝给明朝脸上贴金也不是这么个贴法。

偏偏，好几部书都是这么记载的。

《后鉴录》还列举了四路屠杀的数量，合计是六万万多，《续编绥寇纪略 》、《小腆纪年》、《蜀记》、《寄园寄所寄》、《锦里新编》等书，也记载“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

当然，这个数字肯定是荒谬的。

但是，正史记载的是事件，野史记载的是民心。正是通过这样的描绘，我们知道当时川蜀人民对这种屠杀的愤恨和恐惧！

二、摇黄土匪残杀川蜀人民

所谓“摇黄”就是“摇黄十三家”，由农民起义军中的摇天动和黄龙组织成的匪军，这支队伍中有农民、地主家奴、流氓、土豪、地主等，成分复杂，组合松散，打着摇黄的旗号，没有任何政治主张，对川蜀人民杀戮特别凶残，被称为“土暴子”。

“崇祯中，川贼有姚天动、黄龙，聚众劫掠。……而沔阳人袁韬，因奸婶事发，逃投响马贼马潮，胡九思等，继踵姚黄，日事掠杀。及献入，遂乘势据蓬州、仪陇、南部各地方。杀老幼，掳精壮，掘墓开坟，生死无得免者。……顺治二年，我巡抚李国英大破诸贼于遂宁之旷虚坝，九思、潮等走死，韬以残卒数百奔川东，归樊一衡(明宜宾总督)。”

“各州县乱民，号‘土暴子’，以打衙蠹为名，凡胥吏之有声者，纠众擒之。或投之水，或畀诸火，甚则脔食其肉。官司束手，无可如何。而一时绅士家豪奴悍仆，戕灭其主，起而相应。深山大谷中，竖寨栅，标旗帜，攻劫乡里，以人为粮。……其时川南、川北，畏‘土暴子’甚于流贼也。”

在张献忠入蜀以后，川北的“摇黄”残部，自加入了袁韬、武大定等地主流氓分子，已变成了“土暴子”，他们没有斗争目标，专以残害人民为事。

三、南明与摇黄匪同流合污，残杀百姓：

虽然在崇祯十七年八月，曾以“猺贼五万降于张献忠”之事(《国榷》卷一百二)，但他们仍然盘居于川北原地，张献忠不能过问。

“摇黄”很容易为明朝反动政权所利用；而不久，“摇黄”便在袁韬、武大定、胡九思等分别率领下，和明官军合流了。 “摇黄”亦称“摇黄十三家”。

梁山冯之所写《冯氏历乱记》记载：

“忠州总兵胡云凤，与三谭构隙，私通摇黄十三家”

《明季南略》记载：

“是时‘摇黄’贼自汉中流入川北，川中乱民，恐为献忠所屠，悉附之。……‘摇黄’，原名‘姚黄’，原系汉中土贼姚、黄二姓者为首。后其众既多，分为十三枝，为摇黄。以袁韬为首，拥众十万。……川北保宁，顺庆一带，悉为残破。……张献忠亦不能问。”

《荒书》中记载:

“汉中府为贼略者，遂留川东、川北之山谷间为贼。夜捉人而系之，年余乃解。面颊上刺‘天王’、‘大王’等字，使不得归。归则有司以曾为贼，治罪。久之，党遂众。贼首最著者曰摇天动，曰黄龙，蜀谓之‘摇黄’贼。其掌盘子十三人，号‘摇黄十三家’:曰争天王袁韬，曰震天王蛟龙，曰整齐王张某，曰黑虎王混天星，曰必反王刘惟明，曰夺天王某，曰闯拾王某，曰争拾王黄鹞子，曰二哨杨秉胤，曰六队马超，曰行十万呼九思，曰顺虎过天星梁某，曰九条龙。遂为四川东北大害。”

三、清军也残杀川蜀百姓。

“王师退屯保宁成都者，亦驱残民千余北去，至绵州，复尽杀之，成都之人竟无遗种。”

“清将赵荣贵围朱化龙于茂州，化龙固守三日，食尽而陷。荣贵复叛清，与化龙盟而去，屯于龙安。方茂州围时，男子肉每斤七钱、女子肉每斤八钱，冢中枯骨皆掘出为屑以食焉。”

“而兵督挽运，丁夫死者积崖谷，益峻法驱里民，三千里外诸军负挽，披蓑笠，缘绝峭壁蚁行，延绵弥望不绝。”

五、后来，吴三桂在战乱中也曾经祸害川蜀：

“吴三桂镇蜀，虐使蜀人”

通过这些血淋淋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川蜀人民曾经遭受了怎样的苦难的灾厄。

死于张献忠屠杀的应将近200万人，有80多万人侥幸逃出生天。 但是，这80多万人，再加上南明势力范围内的300多万人，又被摇黄匪类的南明官兵继续杀戳，接踵而来是十七年的“围城人相食”，后来，又是吴三桂叛乱的兵祸。

借用《荒书》中的评价：

“古凶逆之惨，有屠城坑军者，未闻有屠山屠野，尽一省而屠之，至千里无烟，空如大漠，书契以来未尝有也。”

正史记载的是事件，野史记载的是人心。我们看待历史，靠的是眼睛，不能为了屁股而出卖良知。替张献忠这样的屠夫翻案洗白，怎能对得起祖先们屈死的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