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爆发的“淞沪抗战”，双方兵力峰值是国军约60000人迎战日军90000余人，兵力对比大约是2：3，战役中干掉了10000多日寇。而1937年打响的“淞沪会战”，双方兵力峰值是国军约70万对阵日军25万，兵力对比约为3:1，整个会战中毙伤鬼子8万余人，数字在这里罗列的很清楚，你认为哪场仗打得更好些呢？

（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第19军军长蔡廷锴）

一定要区分开两次战役的性质，“淞沪抗战”源于1932年1月28日的“一二八事变”，中日双方都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严格来说它属于一场“军事冲突”；而“淞沪会战”始于1937年8月13日的“八一三事变”，此时北平的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了一个多月，中日两国实际是全面开打，只不过战场暂时分为华北和华东两大块罢了。

战场上的胜负其实要看两个结果，第一是最后形成的战略态势，以及双方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战役目标；第二是战场上的代价交换比。普遍意义上，读者好像都认为淞沪抗战打赢了，其实谬也，如果真打赢了，又何必签署中国正规军必须全部撤出淞沪、只能留下保安队和警察的屈辱之《淞沪停战协定》？

（第五军军长张治中）

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在自己的城市里驻军，堪称奇耻大辱，所以淞沪抗战的结局其实并不圆满，造成大家错觉的原因是日军最后也撤出了，上海没有沦陷而已。而五年多以后的淞沪会战失利后，日军彻底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所有淞沪地区，直至1945年宣布投降，所以严格来说，两次战役都失败了，只是第一次败得不那么彻底。

至于伤亡对比，淞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伤亡了14000余人，毙伤日军10000人冒头，这个交换比是非常可观的，如果抗日战争每次战役都有这样的战绩，日本人早就撑不下去了；而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伤亡了20余万人，毙伤日军8万余人，虽然给日军以重创，但却是以倾国之兵（华北一部除外）应战，可谓元气大伤，不利于长期抗战。

从各方面的情况综合来看，1932年的淞沪抗战应该说打得更漂亮一些，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蔡廷锴）

一、中方参战主体确实是敢战的精锐。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正值老蒋第二次下野期间，是汪精卫和孙科主政，所以粤系的第十九路军才有机会驻防富庶的淞沪地区。在杂牌军中，粤军（后面基本都算中央军旁系部队了）确实是挺能打的，综合北伐战争的进程来看，粤系军队一点不输于黄埔系军队。蔡廷锴是什么人？曾经的第十一军第24师副师长，这个师是以铁军“第四军”独立团为基干扩编起来的部队，蔡其实曾经是叶挺将军的副手。

该师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不过后来在南下过程中蔡廷锴率部离队，也就是说，蔡的部队是北伐军的老底子，战斗力蛮强的。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路军”只是建制级别而已，其实只辖一个第19军，而蔡廷锴是该军军长，当时下辖三个师33000余人，齐装满员并且装备也还可以，得算是当时最能打的部队之一。

（主持军政部的何应钦）

而后面增援而来的第五军，则是由黄埔嫡系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当时还是加强团的编制）组成的，军长张治中将军，兵力约在25000到26000人之间。这三支部队都是黄埔系的绝对精锐，而且抗日热情也比较高涨，第87师的旅长宋希濂曾经在上海方面打响后，亲率全旅军官前往军政部请战，而第88师师长俞济时由于是铁杆嫡系，干脆直接致电老蒋，主动请缨驰援上海。

老蒋的复电原文是：“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中央军嫡系加粤系王牌，某种意义上，这基本就是北伐时期的最强阵容，当然够鬼子喝一壶的。

（第88师师长俞济时）

二、日本当时并没有全面占领淞沪的打算。

1932年的日本，军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完全实现“暴走”，文官政府还是挺有话语权的，包括之前对于侵占东北“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日本军部和内阁的矛盾和分歧就很大，军部想搞武力扩张，内阁不愿意违反《华盛顿公约》，所以内部一直在掐。但是对于在上海搞搞事情，文武两界又都是比较支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日军侵略东北的注意力。

策划“一二八事变”的是板垣和土肥原等人，也就是侵略东北的罪魁祸首们，在国际舆论对日本非常不利的局面下，他们迫切需要在遥远的淞沪地区挑起事端，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而裕仁的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成员都是重臣），也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东北的全部占领之前，需要有一个政治上的“思考间歇”期，以应付国内外的许多新问题，为此日本需要在上海发起一场“假战争”。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板垣奉命回东京述职期间，根据日本高层的指示，曾经发电给驻上海公使馆的武官田中隆吉：“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拟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所以说，日本在没有完全做好对华全面战争准备、需要消化东北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在上海挑起武装冲突是局部行动，并没有彻底占领淞沪地区的计划，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人不会真玩命，而是差不多见好就收。

不过老蒋和南京政府倒是认真应战了，他们误判了日本人的企图，以为日军真的要觊觎上海，那可是南京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跟东北不同，是轻易丢不得的，因此双方的战略目的，从一开始就不相同。

三、日军的战斗力在1932年还不那么强悍。

从日俄战争到1932年，日本军队并没有参与过什么规模较大的战争，包括参与一战也就是在青岛混混，所以其军队训练虽然严格，但实战经验真心一般。尤其是从1925年开始，日本文官政府还在搞裁军削预算，使日军的装备水平也迟迟没有提高，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九二式重机枪、九二式步兵炮都是1932年才正式列装的（看型号就明白），所以淞沪抗战时期，日军的装备也是大杂烩。

在东北不消说了，因为日军根本没有遭遇到强力抵抗，所以军事冒险成功，然而在上海，面对第十九路军的奋起反击和第五军的坚决进攻，日本人最初是被打得挺懵的，遂有毙伤3000多鬼子的“庙行大捷”。换句话说，在没有日军绝对海空优势火力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军队的精锐部队在战术层面上，还真不怵1932年的日军，并且从蔡廷锴到张治中将军，对日作战的态度也非常坚决。

（第十九路军在淞沪战场）

所以首先是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揍得七荤八素，然后就是陆军分批前来增援，计有混成第24旅团、第9师团、第11师团和第14师团等部，到1932年3月下旬，淞沪战场上日军兵力已有三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加海军陆战队约90000人。而老蒋调动的胡宗南第1师、徐庭瑶第4师、蒋鼎文第9师等部队，还没有真正到达战场，国军在只有两个军的劣势兵力下，战局肯定日趋不利，不久第二道防线即被突破。

如果南京方面坚决点，军事运输能力再强一点，以上三个精锐师能迅速投入战场，估计跟日军形成战场僵持是没有问题的。结果这些部队还没有到达，淞沪抗战已经开始谈判，并且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谈判，最后达成的条款当然不利于中国。

而淞沪抗战之后，日军各师团纷纷抽组混成旅团到东北作战，掳获东北的物资又增强了其装备水平，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日军的战斗力其实是有所提高的。

（张治中在淞沪会战时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四、国际局势也不利于日本的侵略行径。

1932年德国的小胡子都还没有上台，在欧洲尚没有德国的威胁，西方列强对远东的事务还比较关注，尤其是其在华利益主要集中在北平和上海等大城市，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当然反对日本的进一步扩张。所以从1932年到1935年，老蒋“以夷制夷”之策还是有些作用的，淞沪抗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就曾正式警告日本，不得破坏华盛顿九国公约。

包括后面的长城抗战，在日军攻破长城沿线后，美英甚至做出了陆战队直接登陆秦皇岛的姿态，所以这一时期的日本还是有所顾忌的，一方面没有完成战争准备，另一方面也是慑于发动战争时机的不成熟。当然，其中也有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将士英勇奋战的因素，尽管日军增兵后取得了一定的战场优势，但是这两支中国军队仍然坚持在上海地区，使鬼子一时不能全部得手。

在这样的战线僵持情况下，在美英等国的强力调停下，最终达成了停战，尽管中国正规军被迫撤出了淞沪地区，但是日军除原驻闸北的部分海军陆战队外，陆军部队也分批撤离了上海，好歹主权保留了下来。因此总体而言，1932年淞沪抗战的结局要好于1937年的淞沪会战，缺憾是老蒋的抗战态度此间并不太坚决，有点首鼠两端，希望国际干涉的心理更多一些，中国军队在后期的战场上比较被动。

淞沪抗战的意义也比较重大，它不仅保住了上海的基本主权，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不仅给南京政府赢得了五年多的备战时间，也迎来了全民族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更使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对日军的特点有了一定了解，因其战役进程几乎就是未来淞沪会战的微缩版，所以对如何未雨缪绸保卫华东地区亦大有脾益。

加一句狗尾续貂的话，如果参战部队更多一些，效果恐怕会更好。

（第十九路军纪念阵亡将士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