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特别下达命令，要求前线部队务必捉拿蒋系青年军第207师师长戴朴，于是他也成为整个辽沈战役期间唯一被专电缉拿的蒋军高级将领，野司电文中说明：“207师师长戴朴极端反动，已令其部署焚烧物资，望各部注意清查逮捕，以便战后依法处办”！说明一下，青年军各师是辖有旅级单位的，所以等同于之前整编师的级别。

（周福成）

此事发生在廖耀湘兵团于辽西地区全军覆灭之后，东北蒋军的老巢沈阳已经是熟透的柿子，在东野各纵向沈阳进军之时，蒋军沈阳守备部队中只有青年军第207师特别顽固，在其他部队纷纷派出代表，试图联系东北野战军准备起义的过程中，该师仍然拒不投降企图负隅顽抗。因为这个戴朴是黄埔和陆大毕业的双料嫡系，出身于陈诚的土木系部队，所以思想非常反动。

面对汹涌的“申请起义”浪潮，为减小部队进城的阻力和牺牲，辽北军区政委陶铸特别请示林罗首长，要求批准将这些部队的行为按起义对待。但是林彪和罗荣桓两位首长不太认可，因为在东北野战军大军压境并且先头部队已开始攻城的情况下，沈阳守军的这种做法只能算“投诚”，但是毕竟事关重大，于是再电请西柏坡决定。

（林罗首长）

西柏坡也认为确实不够起义标准，但是辽北军区由于没有及时得到指示，而前线又是情况紧急，遂自作主张答应了对方，弄得林罗首长非常被动，只好再电西柏坡解释：“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也就是说，沈阳守军有相当一部分算是“主动起义”的，但是，其最高指挥官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却拒绝了部下们的起义请求。

决心起义的原东北军将领王理寰等人组织了“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并派代表劝说周福成领衔起义，然而这个出身东北军的将领却非常顽固，公然叫嚣还要焦土作战，代表们告诉他各部队已经接洽起义不再服从指挥，周福成狂怒反问“谁敢”？各军、师长们眼见他顽固不化，遂将其弄出司令部迁往一座银行大楼，以免周福成在期间起到破坏作用。

由于大部分守军已经放下武器，因此东野各部进展很快，11月1日上午，二纵6师16团一连长黄达宜，率领全连战士搜索前进到达那座银行大楼，发现楼内楼外聚集着大批扔了武器的蒋军官兵，就问他们最大的官在哪里，散兵们指了指楼上。当黄连长带兵冲上楼时，一个中等个头穿将军服的人走出来说：“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和你们商量投诚事宜”。

黄连长又好气又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好意思说投诚，乃喝令周福成及手下全部缴械，按俘虏待遇排队押出大楼，这其实是按“投降”处理的。所以投降和投诚仅仅一字之差，在战场上有时候也是很难界定的，总体而言，在我军包围和武力压迫下，没有进行抵抗而主动放下武器的可以算为“投诚”，而在我军开始攻击后，因为打不过被迫放下武器的那叫“投降”。

在实际操作中，沈阳守军作战序列中原属东北军系统的第53军、新1军暂编第53师等部队，也是按“投诚”而非起义对待的，处理方式与长春的新7军相同，即部队开出城外在指定地区接受我军的改造和整编，反动军官被清洗掉，部分战士补入东野各纵，这绝不是起义部队的待遇。一直到40年后的1989年，有关部门才追认了上述部队的行动为“起义”。

而态度最顽固的青年军第207师，师长却不见了！原来戴朴中将眼见大势已去，已经丢下部队化装潜逃了，而207师各部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就都蹲在地堡和工事里继续顽抗。11月2日，东野出动一个独立师围歼了该师最精锐的第1旅第2团，部分蒋军官兵逃至苏家屯后，企图以假投降来掩护逃跑，结果被我军识破一网打尽。

在东北野战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青年军第207师其他部队不得不缴械投降，解放沈阳的战斗才彻底结束，期间共消灭蒋军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及7个师、3个骑兵旅134500余人。在被消灭的敌人当中，绝大部分属于“投诚”，否则攻克如此一个大城市，东北野战军不可能在三天内取得迅速胜利。一小部分则属于“投降”，但是零星的抵抗已无意义，根本不是东野大军的对手。

并且还要注意，投诚和投降以后的待遇那也是截然不同的，比如长春守军的最高指挥官郑洞国，即按“投诚”对待，即便是黄埔一期生、中将军衔的身份，也没有送到功德林关押。而沈阳的指挥官周福成就是按“投降”处理的，一直关押到1953年才释放，再比如前文提到的整编第66师师长宋瑞珂，由于其投降之前已经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所以直接进了战犯管理所。

（接受敌人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