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有个耐人寻味的证据显示，某些罪犯的大脑不同于其他人。这些发现帮助我们对犯罪行为的了解，它也提出了关于道德困惑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利用这知识来打击犯罪。

犯罪心理

　　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科学家对21个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犯下许多特定条件犯罪的罪犯）做检查。Mayo Clinic说，这些有障碍的人“通常没有对或错的想法。他们可能常常触法或是侵犯他人权利。”

　　比较这些反社会人士的大脑扫描，对照那些没有精神障碍的人，显示出大脑额叶（frontal lobe）中的两个区域，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平均少18%体积，窝额中回（orbital frontal gyrus）平均少9%体积。

　　另一个于2009年9月在普通精神病学档案馆发表的大脑研究中将27个（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精神病患者与32个非精神病患者进行了比较。研究人员观察到精神病患者脑中的杏仁核(amygdala)部分有变形，以及在称为大脑皮层(cortex)的外层部分显得较薄，平均约少18%的体积。

　　研究小组成员之一，宾州大学犯罪学系主任Adrian Raine在上个月于华盛顿举办的美国协会科学发展年度会议中说“杏仁核控制情感，精神病患者缺乏情感。他们没有同情心、怜悯心、或罪恶感。”

　　除了大脑的差别，最后会犯罪的人在行为上也与其他人不同。Raine参与的一个追踪在两个镇出生的1,795个小孩，从3岁研究到23岁的长期研究。研究从这些个案成长与发展的许多方面进行测量，发现其中有137个成为罪犯。

　　研究中一个对3岁受验者的测试是测量他们对恐惧（恐惧制约）的反应，利用声音搭配处罚（如电击）等方式来刺激，接着测量他们在听到声音时的身体皮肤的反应。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个情况中明显缺乏恐惧制约的3岁小孩长大后会成为罪犯。

犯罪的神经基础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与许多类似的研究都描绘出犯下重大罪行的犯罪者与非犯罪者在生物学上的差别。而这些研究只是提到其关联性，并不是所有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甚至是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会触犯法律，也并不是所有犯罪者都符合这些障碍条件。

　　aine说“造成犯罪的一部分原因是神经基础。”

　　更重要的是，就像这个3岁小孩的研究以及其他研究所显示的结果，很多大脑的差异性可以在早期就被测量出来，在这个人实际成为有心理变态倾向或是犯下罪行之前。

　　印第安纳大学犯罪学家Nathalie Fontaine研究7岁到12岁的小孩变得冷酷和无情（callous and unemotional，CU）的倾向。有这些特质的小孩在成人之后有很大的风险会成为精神病患。Fontaine说“我们并不是要说这些孩子是神经病，但是CU特质可以用来分辨哪一些孩子有比较大的风险。”

　　她的研究也显示出这些特质并不是固定的，有些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改变。所以若是在早期就分辨出哪些孩子有比较高的风险因素，要帮助他们就不会太晚。Fortaine说“我们还是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也应该介入协助帮忙这些孩子与他们的家庭。”

　　神经科学家对大脑可塑性，或柔韧性，叫做神经新生(neurogenesis)的了解让他们支持这个大脑的差异性不是固定的。

　　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心理学家Patricia Brennan说“大脑研究让我们知道即使是成人也会有神经新生。生物学不能决定命运。在这些孩子的生长过程中，有很多、很多地方你可以介入来改变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

　　此外，犯罪行为确定是不固定的行为。

　　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心理学家Dustin Pardini发现5个在孩童时期是少年犯的人，在成年之后有4个不再继续犯罪。Pardini一直在研究过去有犯罪纪录，现在已经停止犯罪的人和那些继续有犯罪行为的人之间可能潜在的大脑差异性。

　　研究中，两组人的大脑都与非罪犯者不同，Pardini和他的同事揭露了长期罪犯（chronic offenders）与缓解罪犯（remitting offenders）之间寥寥无几的大脑差异性。

　　Pardini说“两个群组的结果非常相似。在长期罪犯与缓解罪犯之间，他们的大脑没有任何区域有明显差别。”

道德窘境

　　然而，干涉这些有犯罪风险的孩子们伦理上是否就是对的。Raine说“当发现这些有风险因子的孩子们，我们是否要进行强制治疗？由谁决定？政府是否要执行强制住院治疗？”

　　假如手术治疗很先进而且可以用手术操纵这些孩子或成人的大脑风险因子？很多专家都非常犹豫是否要用这种具有侵入性且风险较高的方式干涉大脑，尤其是用在孩子身上或是那些根本没犯过罪的个案。

　　但心理学家说这并不是介入干涉的唯一方法。

　　Brennan说“不需要直接用脑外科手术的方式来改变大脑功能。可以藉由社交干涉方式来改变。”

　　举例来说，Fontaine的研究中提出，对于表现出冷酷与无情特质的小孩，比起处罚不好的行为（像是限制时间这类传统培育方式或是处罚方法），用奖品奖励良好行为会更有效。

　　Raine与同事也测试小孩食用ω-3脂肪酸营养药丸（俗称鱼油）是否也会有帮助。因为这个营养成分被认为会在细胞生长中用到，神经学家怀疑它可以帮助脑细胞长大，增加轴突axons（神经元中传导电脉冲的部分）的大小，以及调节脑细胞功能。

　　Raine说“我们对食用ω-3的孩子在治疗前与治疗后都进行大脑扫描。我们研究这些孩子看是否这样可以减少他们的攻击行为以及改善受损的大脑区域。这个生物学上的治疗是大部份人都可以接受的，而且只是个开始”。

‘往世界末日的滑坡’

　　神经犯罪学领域也引起其他哲学窘境，像是揭露大脑异常是否会减少一个人对自己行为所应负的责任。

　　Raine说“精神病患者在认知上知道对与错，但他们无法感觉到对与错。异于常人的杏仁核也不是他们自己想要的。我们惩罚精神病患者是否该与普通人一样严厉？”

　　Raine说，因为精神病患者的大脑受损，有人就主张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因为事实上这不是他们的错。

　　事实上，这种推论在法庭上也引起争议。Raine引述一个他谘询过的案子，一个叫Herbert Weinstein的人，他杀了自己的妻子。Brain在之后扫描了他的大脑发现在他的额叶皮层有个很大的肿囊，显示出他的认知能力已经明显受损。

　　扫描结果被用来在法庭上辩论，最后Weinstein的判决被减少到只有11年徒刑。

　　Raine说“扫瞄图被用来降低他的罪责，减少他的责任。但这是不是往世界末日的滑坡？在那样的社会里，不需要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