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战场上，郑洞国绝对是个最悲情的人物，他吃亏在于太厚道。

1948年3月13日，东北野战军攻占四平后，国民党军固守的长春，就成为孤悬在松辽平原上一座孤城。

其实早在1947年10月17日下午六点半，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攻克小丰满水电站，切断了长春的电力供应。

现在四平失守，中长铁路被切断，也等于掐断了长春的生命线。稍微有点儿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长春再也没有坚守的必要。

郑洞国也曾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弃守长春。理由是长春距离主力太远，有被吃掉的危险，与其将来被吃掉，不如现在跑掉，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即能战、又可守。

奈何蒋介石执意不肯，他认为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国民党军固守长春，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长春就是一个火坑，郑洞国虽然厚道却不傻，他积极向蒋介石推荐吉林省主席梁华盛去守卫长春。

但老蒋回电：梁华盛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有矛盾。郑洞国又建议，让守卫锦州的范汉杰和梁华盛对调，老蒋回应：范汉杰对长春的情况不熟，不用再推荐人选了，我看你最合适。

并同时任命郑洞国为第一兵团司令官兼吉林省主席。

郑洞国还是不愿去长春，蒋介石就一再发电报催促，最后郑洞国妥协了，硬着头皮飞赴长春。

郑洞国是职业军人，虽然守卫长春有些违背他的意愿，但他觉得自己还是能够创造奇迹。

长春城防工事坚固，号称“坚冠全国”，日军在占领长春期间，构建了非常完备的城市防御系统，仅中央银行周围，就有永久式工事150余处，工事使用一米多厚的花岗岩砌成，上面加盖钢筋水泥顶盖，可以承受大口径炮弹直接轰击。

城市内所有街道宽度都在60米以上，街道两侧明碉暗堡不计其数，中间都有钢筋水泥，坑道相互连通。

守卫长春的两个军更不是泛泛之辈。滇军60军在抗战期间屡立战功，新七军中主力师新38师，更是抗战期间入缅远征军中主力中的主力。

就是因为拥有这些资本，郑洞国觉得自己只要坚守长春，创造奇迹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似乎也正如郑洞国预料，1948年5月24日，东北野战军集中一纵和六纵两个主力纵队攻打长春，在付出重大代价后，仅仅攻占了大房身机场。

于是东北野战军及时改变战术，由强攻改为长期围困。并制定了严格的围城计划。

1948年6月22日，围困长春的任务，交给东北野战军第12纵和6、7、8、9 、10 、11共六个独立师来完成。

前线总指挥是第十二纵队司令员，是有“好战分子”之称的钟伟。

6月28日，钟伟向各围城部队发布命令：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敌军困死在城里。

与此同时，钟伟采用蚕食战术，逐个拔除长春外围据点。

7月初，长春守军控制的面积还有400多平方公里，到了8月份，已经被压缩到不足150公里。

在这块狭小的区域里，集中了超过的10万国民党军及政府人员，以及50多万的长春普通市民。围城部队也因为包围圈的缩小，封锁线更为坚固。长春市区的粮价也随之飙升。

6月份的时候，长春市面上的高粱米每斤4万元（东北流通券），到了8月份的时候，已经飙升到2,330万元。到了10月份，一斤高粱米的价格已经达到惊人的3,500万元！

而且是有价无市，粮食交易只能使用金、银。一个金戒指只能换一个三两重的高粱饼子。

长春城内的守军从6月开始，粮食每人每日定量1斤5两（16两一斤），高粱和大豆一样一半。

到了7月1日，士兵的口粮减到九两，到了月底，新七军的主力新38师可以优先得到空投补给，每周可以吃一顿大米饭；滇军60军第182师，事先把喂马的高粱大豆储藏起来，吃光战马后，暂时还能保证每天九两的粮食供应。

守军另外4个师，只能以钱代粮，士兵们买到什么吃什么。到了8月初，守军一个连每天的生活经费，都买不到一斤高粱米。

由于长春大房身机场被解放军攻占，长春守军的粮食补给只能靠空投来完成，但10万守军每天耗粮至少不低于10万斤，国民党空军就算集中所有的空中运输力量，也难以完成保障。

另外钟伟还采用高射炮打游击战术，利用为数不多的高射炮，经常变换高炮阵地，国民党军的运输及稍有不慎，就会被地面炮火击落，后来所以运输机飞行高度都在3千米以上。

在3千米高空空投粮食，大部分都飘到城外，即使落在城里的，也会在守军到来之前，被城里的百姓抢劫一空。

后来国民党空军空投粮食时不再使用降落伞，上百斤装满大米的麻袋从高空坠落，其杀伤力不亚于小型炸弹，因为抢粮被麻袋砸死的守军不计其数。

其实空投粮食对10万守军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据统计，运输机飞抵长春上空最多的一天也不过18架，平时也就10架次左右，由于长春围城正值夏季，雨水频繁，赶上天气不好，一架飞机都没有。

到了9月份，除了新38师，其余部队都已经绝粮了，现在不要说是打仗，突围，就是走几步也嘘嘘带喘。

守军向围城解放军拖枪投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仅1948年9月份，就有13,700多守军向围城解放军投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滇军60军的。

到了10月初，就连国民党军王牌新38师也开始出现大规模投诚现象，仅10月6日一个晚上，新38师就跑掉了八个整排。

其实到了现在，长春守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滇军60军不是国民党军的嫡系部队，在围城期间，空投的粮食也优先供应嫡系新七军，造成六十军士兵牢骚满腹。

郑洞国不去安抚这些饥饿难耐的60军士兵，而是颁布了“连坐法”，规定三人一组，一人逃跑，两人受罚，两人逃跑，一人枪毙，每连逃亡三人以上，连长送军法处，越过哨卡30米，格杀勿论，抓回逃兵，一律枪毙。

到了九月，守军司令部对60军的打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状态，有个排长对几个班长发牢骚说要去找解放军投诚。

结果被人告密，守军司令部没有经过60军军长、师长就直接将这个发牢骚的排长和他手下的全都抓走枪毙了。

虽然这在郑洞国看来只是件不起眼的小事，却引起60军上下官兵的一致愤慨，9月22日，60军军长曾泽生决定率部起义。开始派人出城和围城的解放军进行联络，商议起义事宜。

而这这一切，身为兵团司令的郑洞国竟一无所知。

10月15日，郑洞国突然收到蒋介石空投手令：长春守军向沈阳、锦州一线突围。

郑洞国以军人特有的敏感，从老蒋的来电中马上判断出，锦州、沈阳现在已经岌岌可危。

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把队伍拉出去，和围城部队拼个鱼死网破。

郑洞国不敢耽误，马上安排突围，作为长春守军主力的新38师迅速进入攻击位置。

郑洞国心里清楚，现在十万守军只有新38师还能成建制突围，其余的部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就在这个时候，郑洞国收到60军军长曾泽生的电话，请他“审时度势，共商义举”。60军起义，让固若金汤的长春防御体系土崩瓦解。

解放军代表刘浩给郑洞国打电话，希望他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

郑洞国回答：“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此时郑洞国把希望寄托在新七军身上。

直到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来见他说：新七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起行。

郑洞国回答道：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经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

1948年10月21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也宣布向解放军缴械投降。

此时郑洞国正给蒋介石打电话：来生再见。

这时院子外面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郑洞国随即挂断电话，却没有发现解放军冲进来。

原来这一切都来自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的安排，他们不忍见到郑洞国为老蒋殉葬。先指使贴身卫士将郑洞国的手枪拿走，然后将他团团围住，使他再没有机会自尽。最后按照和解放军事先的约定，兵团直属部队向天鸣枪，给电话另一端的老蒋一个激战到底的错觉。

枪声也是解放军和投诚的守军兵团直属队换防的约定。鸣枪以后，直属队放下武器，垂手肃立，静静的等候解放军的到来。